【文献来源】Yana V. Leksyutina, “Chinese Policy in Central Asia in the Estimation of Chinese Expert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2, No. 2, April-June, 2024, pp.141-154.

 摘要：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俄罗斯分散注意力的机会，将俄罗斯“排挤”出中亚。与此同时，中国战胜了新冠疫情，逐渐取消跨境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加强了在中亚的经济和外交活动。这种情况引发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在中亚活动大幅增加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中国在该地区政策的驱动力是什么？在中亚持续变化和地缘政治新形势下，中国如何看待其在中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是否有意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本文对中国专家就此发表的言论和文章进行了分析，或许可以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近年来，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出现动荡。中亚国家更换了新领导人，重新构建政治体系，重新定位发展战略，并对国内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中亚国家持续塑造统一的区域互联空间。在过去两三年间，中亚安全局势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美军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和塔利班重掌政权；中亚地区内部动荡不安；部分中亚国家间的族群和边界冲突；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俄制裁。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竞争的考虑，中亚突然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和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

 自2022年中期以来，中国利用不断变化的地区形势，进一步加强了在中亚的影响力。这些努力与2020年初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中国对外经济和外交活动的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将中国在中亚新近采取的自主有为姿态解读为中国有意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地位的证据——要么是理解不充分，要么是为了离间中俄关系。许多西方专家长期以来笃信中俄在中亚发生冲突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了西方的期待，他们认为中国将凭借经略中亚三十年的经验以及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注意力的分散，会试图将俄罗斯赶出中亚。本文向读者简要介绍了过去两三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该主题的讨论，阐明了中国中亚政策的驱动力、动机和目标。

中国在中亚的成就

 自1992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至今已有30多年。从边界勘定、边境地区非军事化及军事信任措施的建立，再到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区域经济和安全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双边层面，中国与中亚的政治互动迅速得到了贸易和其他经济互动的有益补充。双方在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合作不断扩大。2006年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以及2009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和开通，使中国成为中亚油气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通往中国的石油管道已成为该国除穿越俄罗斯的中亚石油管道外的第二条石油出口路线。中国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有时甚至是唯一买家。

 2008至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中国在中亚扩大经济存在的关键节点。随着中国贷款和投资的迅速增加，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Leksyutina，2020年，第303、307-308页）。中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占后两个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以上。据中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累计直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工程建设合同额累计达639亿美元（孙壮志，2023年，第20页）。中国同所有中亚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除土库曼斯坦外，中国银联卡可以在中亚其它四国使用。中国与中亚国家当前的议程包括现有交通走廊的互联互通和新交通走廊的建设，以及工业、农业、数字和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积极推动中亚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在其西部边境建立一条繁荣、稳定与和平的安全带。中国担心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的不稳定、族群和跨境冲突，以及来自阿富汗和中东极端主义蔓延会对其西部地区安全产生影响，中国新疆尤其容易受到“三股势力”的威胁。

 中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及其与欧洲和中东市场的联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中亚是中国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枢纽。中亚国家在当代中国外交的四个层面上都占据重要地位：（1）地理位置临近性——“周边外交”；（2）发展中国家地位——“发展中国家外交”；（3）与中国共同参与多边机制——“多边外交”；（4）中亚存在大国竞争——“大国外交”。2022年，中国为其与中亚地区关系发展确立大方向，习近平主席呼吁与中亚国家携手“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始终承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中国的中亚问题专家曾向红将后苏联时代的中亚秩序描述为“准单极”权力结构，认为俄罗斯对该地区进程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曾向红，2022，第38页）。中国将中亚视为俄罗斯的“战略后院”，也是中俄的“共同周边”（李虎平，2022，第54页）。因此，中国有意避免挑战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并与俄罗斯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俄合作及双方在中亚的互动提供了广阔的机遇。除了上合组织作为协调中亚地区行动的基本多边机制外，俄罗斯和中国还共同采取了其它重要举措，如2015年5月签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协议，以及2018年签署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多边主义机制化与“大机遇”的曙光

 到2020年，中国发现仅通过上合组织无法完全实现其在中亚的所有目标。尽管上合组织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但由于其扩员后成员国之间的异质性扩大，一些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有所凸显，并受到该组织决策机制某些特征的限制（邓浩，2022年，第24-25页）。中国需要一个多边对话机制，该机制应涵盖所有中亚国家（上合组织不包括土库曼斯坦，但中国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能源合作），且应专门服务于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合作（并非所有中国感兴趣的问题都符合上合组织的议程），并通过该机制协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C5+1”机制，中国和中亚五国外长定期举行多边会晤。中国与中亚国家“C5+1”机制逐渐扩大到包括中国与中亚各国部长和领导人的六方会晤。自2023年起，中国与中亚国家“C5+1”元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峰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首届中国-中亚峰会2023年5月在中国西安举行。

 中国-中亚峰会所通过倡议/文件的范围和内容表明，中国有意将“C5+1”机制作为其与该地区各国开展多边互动的主要平台。峰会期间，中国与中亚五国达成了54项主要合作共识和倡议，建立了19个多边机制和平台（涵盖经贸、农业、交通、教育等部长级定期会晤机制），并签署了9份多边合作文件（NCA，2023)。这些倡议和协议涵盖经贸和人文互动，但不包括安全合作。

 中国还提议成立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该举措表明中国寻求将这种互动模式完全制度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安举行的六国元首会晤上，峰会的名称同时采用中俄文双语标注（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的背景横幅上），这或许暗示中国认可俄罗斯在中亚的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因素，中国决定建立中国-中亚“C5+1”机制还有另外四个重要考虑：

 第一，中国在建立专门的多边机制及与特定地区进行合作方面已积攒了丰富经验：中非合作论坛、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开展的“中国-拉共体”论坛，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14+1”机制。中国与中亚国家“C5+1”机制的建立，甚至可以算得上姗姗来迟。它之所以较为晚近才建立，或许是因为上合组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足以支撑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二，在其他大国纷纷与中亚国家建立“C5+1”机制的背景下，中国不想失去主动权。事实上，日本（2004年）、韩国（2007年）、美国（2015年）、印度（2019年）和俄罗斯（2019年）等较早采用此种模式与中亚国家开展互动。

 第三，区域格局的演变，即分散的中亚国家逐渐形成统一的区域互联空间，促使中国将该区域作为整体对待。虽然中亚地区存在时而发生领土和水资源争端、族群紧张和相互不信任等问题、各国奉行有所差异的外交政策，且各自受到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中亚国家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共有问题及联合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其中重启中亚地区合作。

 自2018年启动的中亚国家元首定期会晤标志着该地区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一体化”进程的重启。2018年3月，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倡议下，中亚国家元首磋商会议首次在没有大国参与的情况下举行，旨在讨论地区事务，共同寻求解决地区问题的方案。2021年12月，塔吉克斯坦宣布重新加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于2019年重启的中亚统一能源网络，为发展区域合作释放出积极信号。2021年12月，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的《同盟关系宣言》和2022年7月在第四届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上宣布的《面向21世纪中亚发展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均体现出中亚国家深化区域内合作的新趋势。

 第四，中国与中亚国家“C5+1”机制的建立是中国对不断变化的地区环境的回应，这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中亚国家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对外经济开放、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区域互联互通，促进了它们与中国的务实互动。此外，西方国家对俄的制裁，大大增加了该地区国家对与中国深化合作的兴趣，以及它们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刘艺潼，2022年，第118页）。

 “乌克兰危机对全球交通和物流体系的深远影响，凸显了各方对开辟中亚新路线的迫切需要”。

 在2022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与中亚国家“C5+1”外长会议上，各方同意深化中国与中亚的互联互通合作。其重点是充分发挥跨境铁路运输优势，积极推进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全面加强口岸通关能力建设，积极打造人畅其行的“快捷通道”，不断完善物畅其流的“绿色通道”以及完善互联互通体制机制建设。各方迅速着手实施这一路线图，为提高边境口岸的吞吐量、促进中欧过境交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于2022年达成协议，在哈萨克斯坦巴克特-中国塔城附近修建中哈边境第三个跨境铁路过境口岸。此外，哈萨克斯坦开始在多斯特克-莫因特段铺设第二条铁轨，使其运力增加五倍（Leksyutina，2023年，第82页）。

 经过25年的谈判和多次搁置，中吉乌铁路建设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22年9月，该项目吉尔吉斯斯坦段三方协议在撒马尔罕签署。这条铁路将缩短中国至中东的陆上运输时间，帮助中亚内陆国破解发展瓶颈，并让它们从中国过境货物中获得收益。中吉乌铁路属于资本密集型项目，一些中国专家认为，其经济可行性尚不明确。对中国来说，这甚至可能是亏损的，但中国依然积极支持该项目建设，说明中国切实践行“亲诚惠容”和“正确义利观”，尽最大努力支持所有对中亚国家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张宁，2023年，第76页）。

中国在中亚面临的挑战

 除了看到中亚国家间合作所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还注意到中亚地区持续存在的不利状况和趋势。例如，2022年9月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再次爆发边境冲突，这导致中国专家推测这些紧张局势可能危及“一带一路”一些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项目；中亚和南亚之间的CASA-1000跨境高压输电线；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第四条管线；以及一些已经处于实施阶段的其他项目。

 中国对中亚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排华情绪感到非常担忧，这种情绪有时会扰乱中国项目在中亚的顺利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专家通常将其归因于中苏对抗的遗留问题（许涛，2022年，第54页）和苏联多年的反华宣传、中国的繁荣与中亚经济状况的鲜明对比，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蓄意煽动。据中国专家称，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发动舆论战。他们不仅炒作所谓的“新疆议题”，还无端指责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渲染中国对中亚进行资源掠夺、输出过剩产能、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等不实与错误言论（邓浩，2022年，第27页）。

 对于中国在中亚地区存在的主要短板，中国专家指出其软实力偏弱，不仅远逊于俄美，甚至无法匹敌欧盟和土耳其。中国对中亚地区政治安全事务影响力有限，缺乏有力抓手。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在领事保护、海关检疫、航空管制、旅行安全、救灾等方面（邓浩，2022年，第 36、38 页）。

 中国专家认为，阿富汗局势动荡、“泛突厥主义”兴起，尤其是中亚地区一系列主要参与者（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度等）在中亚的活动增多，对中国的中亚外交构成严重挑战（邓浩，2022年，第35-36页）。中国意识到中亚国家普遍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希望实现经贸伙伴的多元化，包括积极发展与印度、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避免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土库曼斯坦采取措施以实现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数年前，中国几乎曾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唯一买家，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已经重返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市场。涉及伊朗的天然气互换项目（2022年，伊朗、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三方的天然气互换）、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以及跨里海天然气管道（Leksyutina，2023年，第85页）的建设工作也正在进行中。令人担忧的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完全停止该国天然气出口，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

 中国专家认为，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对该中亚地区秩序及其外部力量平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特别是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年，中国国内普遍担心，俄罗斯可能专注于乌克兰局势和如何抵御制裁，而无暇顾及在中亚投入资源和力量。若如此，美国及其盟友极有可能填补权力真空。曾向红指出，虽然俄罗斯对欧亚空间的掌控能力是否会下降尚难断言，但包括美国、印度、欧盟、土耳其和日本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加强了在中亚的渗透之势显而易见（曾向红，2022，第39页）。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年，许多中国专家预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减弱。曾向红和韩彦雄（2023）指出，中亚国家主要尝试在三个层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在与大国关系层面，中亚国家展现出较为明显的“疏俄”、“亲美”、“近欧”倾向，同时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二是在与周边国家关系层面，尝试加大与土耳其、沙特和伊朗等周边国家的互动力度，尤其是在能源和交通领域推进深度合作；三是在与地区国家关系层面，加快推动地区合作进程（同上，第73页）。曾向红、韩彦雄认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促使中亚国家开始在经济上一定程度地疏远俄罗斯，寻求外部支持（包括西方支持），以缓解经济困境（同上，第78页），而在安全事务上继续依赖俄罗斯。中亚国家对俄关系表现出“依赖”和“疏远”的二元特征（同上，第81页）。

 美国在该地区采取的政策，在中国专家讨论中亚地区力量平衡时受到特别的关注。随着中美竞争的升级，中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利用中亚遏制中国。曾向红指出，中亚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实施“双重遏制”（即同时遏制俄罗斯与中国）战略的最佳场所（曾向红，2022，第40页）。例如，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决定，一度被中国视为是美国尝试通过打破地区力量平衡以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举动。此外，曾向红、庞卫华指出，美国自从阿富汗撤军后，多次寻求重新在中亚驻军，并将塔、乌两国视为稳定该地区的合作伙伴（曾向红、庞卫华，2023，第120页）。美国政要日益频繁地访问中亚，并为各国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尤其是2022年8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区域合作军事演习（同时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和巴基斯坦），这些都被中国视为拜登政府试图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对中亚安全影响力的举动。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可能试图通过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而扰乱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从而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破坏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借助中亚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曾向红、庞卫华，2023年，133页）。美国日益反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引发了中国的严重关切。2021年3月，拜登总统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牵头的基础设施计划以制衡“一带一路”地区联通项目。为进一步推进该计划，在2021、2022年的G7峰会上，美国分别提出“重建美好世界”（B3W）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以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曾向红和庞卫华指出，美国推出涉及中亚地区的两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抗衡“一带一路”的意图昭然若揭（同上，第119-120页）。

 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在努力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具吸引力，并提高其“示范”效应。当前重点是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不仅要促进发展经济、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要满足环境标准与要求。具体来说，中国已经开设鲁班工坊，专门为当地人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以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施的项目能够雇用当地熟悉中国技术、了解中国工艺的技能人才。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已设有鲁班工坊。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鲁班工坊建设也在推进过程中。

 “为了揭穿华盛顿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现在更加重视提高当地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获益的认识，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务实人道主义合作。”

结语

 为抗衡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进一步拓展中国在中亚的外交，中国优先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中亚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损害俄罗斯的地位，而是与俄罗斯实现和谐共存，同时防止非友好大国（目前是美国）将中亚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正如曾向红和庞卫华所强调的那样，在中亚，中国无论是面对“新大博弈”，还是仅仅与中亚国家建立关系，都离不开稳定的中俄关系。中俄协调对中亚地区形势走向至关重要，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俄协调的程度（曾向红和庞卫华，2023，第130页）。通过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中国可以更好地维护其在中亚的利益并逐步扩展影响力（同上，第116页）。

 中国专家普遍认为，中俄双方不存在严重分歧或利益冲突，双方可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进行有效协调，在中亚地区形成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模式（曾向红，2022，第45页）。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交往30年来一贯做法。正如对中国专家的分析和中国的实际政策所表明的那样，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这种互动模式依然有效，但中国是否会长期坚持这种做法仍有待观察。

附（原文对所征引中国专家的文献做了英译汇编。这里还原了中文文献。文献排序以作者中文姓氏拼音为序）：

[1] 邓浩：《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展、经验与未来方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0-106页。（编者注：原文中引用的是其同篇英文文献）

[2] 李虎平：《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47-55页。

[3] 刘艺潼：《俄乌冲突下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态势》，载《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5期，第102-120页。

[4] 孙壮志：《欧亚区域秩序变革与中国—中亚关系》，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6期，第18-23页。

[5] 许涛：《从维护睦邻安邻关系到构建安全共同体——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30年》，载《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5期，第52-73页。

[6] 许涛：《欧亚变局下中亚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构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1页。

[7] 曾向红：《地缘政治博弈与中亚地区秩序》，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38-42页。

[8] 曾向红：《“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第42-70页。

[9] 曾向红、韩彦雄：《中亚五国外交政策调整新动向及其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73-82页。

[10] 曾向红、庞卫华：《美国对华竞争加剧背景下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新变化》，载《国际展望》2023年第3期，第115-134页。

[11] 张宁：《2022年中亚形势：地缘震动中的困惑与选择》，载《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1期，第60-76页。

【编译者简介】

李琼，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周文婧，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